“个中缘由，一言难尽！”丁日昌似乎是不愿意回忆这段痛苦的往事，他叹息了一声，扼要的答，“曾有家仆报知，称于码上看见过她，是为一个不甚熟识的汉抱上了去英国的船。鲲宇在英既有亲友，可否帮我打探一下，此女相貌，回我着家人送画像来。盖此女本为双生姊妹，相貌酷似，走失的是妹妹，尚在。有的画像，即可辨认。”

丁日昌的护侨思想首先源于他对海外华侨的经济力量迅速成长，有利于中国“自求富”的认识。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给勤俭明的华侨提供了发展条件，西方民者与土著的隔阂更使他们有了发展良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19世纪后期华侨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力量。最先认识到海外华侨实力的，是一分与“洋务”相关的沿海地方官员。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广东巡抚蒋益沣上奏“内地闽粤等省，赴外洋经商者人非不多。新加坡约有内地十余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内地二十余万人，槟榔屿、伽拉约有内地数万人。”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各，联络羁维，以便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随后。“贫寒，起于州县，周知民隐，而又生长于广东侨乡”的丁日昌指“查闽粤之人。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万余人，吕宋也有二三万人，加拉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建议清廷“妙选使臣，分驻各国，或数国兼遣一使，或一国专遣一使”。他还陈说遣使的作用可以“通中国之情款”，则中国洋之人，必系恋故乡，这样“中国就多得一助”。

“那便多谢鲲宇了！”丁日昌激涕零。

总是吃亏的。”

“是这样，愚兄七弟日盛之女，小名璐华，数年前于码走失，鲲宇海外人脉广博，又有亲友，可否帮忙打探，寻找一下她的下落？”丁日昌想起了往事，中闪过一丝悲戚之。

“雨生兄但言无妨，只要愚弟能够办到，定不推辞。”林义哲立刻答。

“竟有这事？”林义哲吃了一惊，赶忙细问端详，“令侄女是如何走失的？”

“不妨事，现在咱们不是有了电报了嘛。”林义哲笑了笑，说，“而且就此去走走也不错，朝廷如今要大治师，我国能造船之厂寥寥，要从速成军，莫过于买船一途，要真是去的话，便可广访西洋诸国，择优而购了。”

“这倒也是。”丁日昌了，忽然说，“鲲宇，你我一见如故，我有个不情之请，还望鲲宇帮忙。”

“如此最好。”林义哲，“雨生兄放心，这事儿，包在愚弟上。”

虽然有少数地方督抚大员表示反对遣使，但由于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极力赞同，加上西方列的压力和劝诱，总理衙门最终决定遣使洋，但在人选问题上颇费周折。当时，传统观念仍地影响着大多数清朝官吏。他们多不屑从事外，甚至对使外国视为畏途。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其友人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洋务派官员则担心中国缺乏可充当使节的人才。对于人选这一问题，丁日昌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海防条议》中说涉外人才，“只要能任时局之艰，不必复计资格之有无”。同治七年1868年，丁日昌独慧，将秀才的李风苞推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派李风苞随容闳前往外国考察。光绪元年，丁日昌又推荐李凤苞使外国。李风苞先后到了法国、英国，后来署理驻德大臣，兼充使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大臣等，成为当时外界的佼佼者。另外，丁日昌选才的目光还投到华侨之中，“现在新加坡俄国领事，即中国番禺人胡姓胡璇泽，新加坡十数万华人皆听胡姓号令指挥。”建议清政府联络新加坡侨领胡璇泽充任领事，提借用当地侨领作为驻外领事的方案，以解决一时乏人“堪膺此选”的矛盾。后来陈善谦小吕宋首任代摄领事，张振勋槟城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张煜南槟

林义哲看着丁日昌激动的样，顿时明白了过来。原来历史时空当中的丁日昌，为什么会成为首倡保护海外中国侨民的先驱了。

在后世人的一般印象中，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富有改革神的政治家，洋务运动的实家。但不为人知的是，他在办理洋务和对外涉中，对海外华侨有了新的认识，较早提了一系列重视、关心和保护华侨的建议和措施。其中不少为清廷采纳，是一位功不可没的护侨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