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必须改革。

再次，中国的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通，使之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

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而对于“照约办理”，中国的士大夫们持认为，与西方列和睦相是错误的，只会助长西方列的气焰。但事实上，只要了解当时的中国正于劣势，面临的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由贫弱愚昧到富与文明的转化，就不难理解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遵守条约，以和为主的方针首先是对中国有利的。

一是中外“失和”的原因。在赫德威妥玛等洋人看来，主要是由于中国妄自尊大，不愿打开大门并与外国人平等相，导致中国遭受西方的侵。而中国的士大夫们则调这是西方侵略的后果。其实，这两个原因是并存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世纪式的愚昧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导致西方侵的重要原因。威妥玛等人对中外关系的分析存在片面的看法，可是，如果不求全责备，他的“新议论略”在当时仍不失为有益的忠告。

但是，这两份可以说对中国有着救命作用的建议，却无一例外的遭受了中国士林的决抵制！他们之所以如此，除了“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之外，还有对这些提建议的人的用心的质疑，以及对中国屡屡遭受屈辱的看法同外国人的不同。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非常危险之境地。

第四，中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并与外国和睦相。用他们的话说是：“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和睦相之，除尽早派使节外，关键是应“照约办理”，即遵守条约。此外，对如何学习西方及各应兴应革事宜，赫德和威妥玛也提了许多建议。

事实上，赫德和威妥玛所言，无一不切中当时中国的要害！

极度的腐败带来的恶果极多。“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不服变。”

这两份建议书中，所表达的中心意思有三：

，举办有利于列扩大侵略的事业。”

中国在30年来的理对外关系中，以天朝礼义之自居。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中国“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轻人。力弱而伏人。”

第二，中国理对外事务不当。

首先，是当时中国的官场异常腐败。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员任吏胥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

中国的士大夫们还怀疑威妥玛等人的动机。他们认为，威妥玛和赫德都是英国人。威妥玛还

其次。是中国军队的落后和无能。赫德指，中国军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则说，中国如不急图改变，将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此不待言而可知。”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中说的大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中国军队和政府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中国面临着大的危险；要走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

而中国想要改革。必须以竞争前的化论代替中国传统的循环复古的怪论。威妥玛对此有着极为辟的论述，他在《新议论略》这样写：“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盖查化之约，英法俄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较比邻尽心勇齐驱，未闻不为邻所并。”同时，他指中国人应该看到，改革与否关系中国的生死存亡：“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而且他认为，应该由中国主动改，否则就有碍于中国的主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中国之财，将中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