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兴修利，丁宝桢在济南建尚志书院，招收各府州县儒生来院讲习，兼收愿学天文、地理、算术者。而在左宗棠的西征协饷摊派过来之后，丁宝桢积极支持，每一次都是足额将协饷付。他办的这些事为他赢得了极的官声，但山东的财税收却渐渐的变得不抵。而丁宝桢并没有去研究这当中的原因，而是在全省范围内厉行节俭，并亲自带表率，并严禁捐勒需索讹诈卖放等弊，“谕各商人，如有此蔽，准其随时喊禀，立即严究。……重则重办，轻则当堂笞责，……没有讹索得脏者，立即究返，当堂发还商人，不迁延时刻”。但他的表率虽然得好，除了他个人的官声继续涨之外，别的却是一无所有。

当然，小民百姓之中，也并不是谁都这么认为的，一些士绅和商人在私下里就曾发了“清官亦猛于虎”的哀叹。

整个中国文化都陷了大的偏执之中，毅力被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然而，人们越努力，世界就变得越糟糕。

却是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以及财政收的困窘。

但吊诡的是，在官场上被视为另类奇葩的同时，在民间，丁宝桢却已经渐渐成了“神”，成为老百姓希望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丁大人就是救苦救难的青天大老爷，是扬善惩恶的大英雄。他成了小民百姓正义的化，一个超现实的存在。而现实生活中的丁宝桢，一边享受着小民百姓的崇拜，一边却也暗自为财政困窘而苦恼不已。

儒家理学所造就的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支撑着中华民族渡过了几千年的艰难岁月。这个神话是个圈，它告诉人们，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人达到幸福彼岸的路已经为圣人指。因此幸福就在前，唾手可得。问题是圣人之言恍兮惚兮，如何百分之百贯彻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幸福，那原因必然是你没有贯彻正确。

问题是，你要甘于贫穷可以，但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和你一起受穷！

他的这苦恼，是不能和小民百姓说的！

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试图通过贯彻圣人之言、达到幸福彼岸的努力中度过的，几千年了，圣人们许诺的“大同世界”从来没有降落过人间，“太平盛世”从来只是战和灾荒中的短暂息。在圣人之言人人讽颂之时，人们举目所见，只有混、僵滞和穷困。从来没有人怀疑圣人之言是否正确，没有人这个神话的陷阱。人们只是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持不懈。

而丁宝桢却仍然对此持不懈，他上任之时，山东的税收本来并不少，但他“一心为民”，到任后便大兴“利民工程”，兴修利。1871年，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决，通阻，多数州县被淹。负责治河的大臣建议第二年动工堵筑。丁宝桢力请即时于涸时动工，并请命亲自督修。不到两个月竣工，时称“费半而功倍”。但不久之后黄河又在石庄决，河夺南下，山东、江苏、安徽数百里受灾，运河通废弃，朝廷上下治之议莫衷一是。丁宝桢又奏请督工堵筑，河专注于大清河海。

丁宝桢一直认为，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仕，发应该是行孔孟之，并不应为一己私利。所以，他的取消收受陋规，保持祖制的“低薪”正好有利于官员们“砥砺节”，“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政治传统，但问题是一方面是官俸低得有时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土政策，行各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通过加收摊派收取行政费用，支撑政府运转，是历代政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也是低薪制得以维持的基础。问题是加收多少，摊派多宽，并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暗箱作。并且，对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从来没有建立过有效的会计审计制度。官员们往自己袋里放钱，就像吃饭夹菜一样容易。这制度的荒谬，正如同“渴守，恶犬护”，导致官员们的整腐化成为一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制度下，要是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