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张佩纶手的大谋划。在信中张佩纶直言，留日本来生一波折，将来朝廷

“……佩纶之见，留日本，生一波折，使内外不即解严，以开自之基，而公得因间以行其志。……近来外侮纷起，无岁无之。自今以往，有其极乎？佩纶每私忧窃愤，谓中国大局，虽中原无事，宵旰勤劳，而中外人才消乏，风气颓靡，已覆尽光季年之习。其极或可过之，所恃者公及恪靖二人，湘淮各营，支于外耳。倘再不藉攘外以为修内计，宴安粉饰，如厝薪火上，自以为安，一星终后，不堪设想矣。如倭事不结，彼不足为边患，而我得藉之以理边防，因时制，破格用人，凡所设施，或免掣肘。今年因俄事危迫，购铁舰、设电音，久不得请者一旦如愿以偿，是其明证。北洋防军散而无纪，谅难持久，公但慨然以倭事自任，则朝命必将以北洋全防付公，然后及是闲暇。立师、储战舰，汰冗弱之防兵，罢无用之将吏，规军简，与倭相持，……以公之才，左提右挈，效可立睹也。……佩纶妄意公全力经营，一当倭以取威定霸，可为海防洋务作一转捩，作一结束，地球上下万国会同，开千古未有之局……”

宁肯自羞忍辱，也要顾及朝廷面，为了朝廷大局，可以不顾及可能到来的结好“鬼妖孽”的骂名，仅仅这一个顾全大局的气度，就让林义哲不能不对着张佩纶写上一个“服”字！

林义哲双手接过书稿，打开仔细的看了起来。

“哦？幼樵也办过洋务？”林义哲听了张佩纶的话不由得一愣。

正如张佩纶所言，他积极为李鸿章谋划了许多事情，起始之作便是对琉球问题的建言。

听了张佩纶的解释，林义哲不由得恍然大悟。

“其实对于洋务，我也不是一回手了，只是偷偷摸摸的给人些主意，不敢拿到台面上来。”张佩纶叹了气，似乎在为自己没有施展拳脚的地方而叹息不已。

所谓国士，当如是也！

现在的张佩纶仍为清一员，何时办过洋务？自己怎么从未听说过呢？

原来北洋师的成立，还有清健将张佩纶的一份功劳！

“谈不上办理，只是私底下些主意罢了。”张佩纶说，“同治十一年1872年，日本吞琉球，琉王使人求救，朝野震动，朝廷委李制台办理，苦无善策，是张某修书至李制台，略抒见，延宕时日，以之为办理海军之契机，李制台从张某所言，故北洋师得以议立。”

正是因为这一“不开第一枪”的中枢指令，使得福建船政师的官兵们只能睁睁的看着法舰驶江，并任由其抢占有利阵位，将开战的先机拱手让人，焉有不败？

他此时的敬佩已是全然发自内心。

而江战败后，这些中枢的军机大臣们却又将所有失败的责任一古脑的推倒了张佩纶的上。但日后张佩纶回顾江之败，却丝毫没有对这些军机大臣们一字的怨怼。

“此是当年之底稿，鲲宇不妨一观。”张佩纶说着，取了一份书稿，递到了林义哲的手中。

一见，方知文中堂果有知人之明，幼樵兄君坦，林某佩服。”

1872年日本明治天皇密令大山纲良，以日本“王政一新”的名义，要求琉球遣使赴东京庆贺。同时庆贺使臣中不能有久米村人士中国人的后裔和亲清派人士。尚泰王因此遣尚健伊江王朝直、向有恒宜湾亲方朝保前往东京庆贺。明治天皇召见了使臣后，颁布了诏书，改琉球国为琉球藩，并册封尚泰为藩王，正式侵占琉球第一次琉球分。琉球国王尚泰派人向中国求救，李鸿章和清政府均认为没有能力帮助琉球国王复国，但对日本并吞琉球，也拒绝承认。其时俄国占据伊犁，两国关系急剧张。俄国扬言要派军舰袭击中国海岸和港。同时，日本趁火打劫，建议中日两国分割琉球。在此背景下，总理衙门同日本驻华公使开始谈判琉球问题。恭亲王向朝廷报告，拟在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时，准日本人中国内地通商，加“一均沾”条款。同时签订条约，自光绪七年正月起，将琉球冲绳岛以北归日本，南古、八重山诸岛归中国，中国如何存球，日本无从置喙。消息传，“清”立即群起反对。清廷旋命李鸿章统筹全局，详议球案应否照总署所奏办理。张佩纶致函李鸿章，建议把延缓谈判琉球案，作为发展中国海军的政治策略。

1884年的江之败，更多的是因为当年“甲申易枢”后新上台的一军机大臣们在涉外事务上全无经验，却对前线的张佩纶和福建船政师横加预——仅仅是其所发的“彼若不动，我不先发”一指令，便缚住了船政师的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