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实说”并没让事情简单。

他还在路上的时候，手机就响了。屏幕上跳着“邹少萍”三个字——江程的母亲，一个当了三十年汉语言文学教授的人。祝青看着那个名字，深吸了一口气，接起来。

“妈。”他说。

“江程刚才打电话来了。”邹少萍的声音不响，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他说你们离婚了。什么时候的事？”

祝青把车靠边停了，拉了手刹。

“有一阵子了。”

“一阵子是多久？三个月？半年？”她的语气不像在问，像在审，一个问题抛出来，等着你给一个精确的答案。

“半年多。”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他听见邹少萍呼吸的声音，很重，像是在压着什么东西。

“半年多。”她重复了一遍，声音微微扬起来，“半年多不跟家里说一声？你们俩是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管不着了，还是觉得我们知道了会拦着你们？”

“妈，不是那个意思——”

“你先别说话。”她打断他，语气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那是站在讲台上三十年被练出来的东西，“我问你，为什么离婚？谁提的？”

祝青闭了闭眼。窗外是条小路，对面是一家亮着灯的水果店，老板在门口摆了一筐筐的砂糖橘，黄澄澄的，摞成一座小山。

“没有谁提。”他说，“就是...两个人觉得分开比较好。”

“‘觉得分开比较好’？”邹少萍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每个字都咬得很重，“你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好，你们不听。现在过了十几年，你们自己觉得不好了？当初那股劲呢？”

祝青没说话。

“江程在电话里什么都不说，就说‘离婚了，别问了’。他那个脾气，你知道的，从小就这样，什么事都闷在心里。”邹少萍的声音低下去一些，不像刚才那么硬了，但还是带着一种被堵住了的焦躁，“我问他是不是吵架了，他说没有。问他是不是有人对不起谁，他也说没有。什么都不说，让我怎么放心？”

“妈，真的没有那些事。”

“那是为什么？”她追问，语气里有一种不解，还有一种像是被什么东西伤到了的困惑，“你们在一起十六年，十六年是什么概念？这期间我送走了多少届学生，你们俩倒好，说散就散？”

祝青靠在座椅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那条街。水果店的老板把砂糖橘又摞高了一层，那个挑橘子的人终于选好了，拎着袋子走了。

“妈，”他说，声音很轻，“有些事情不是时间长了就一定能走下去的。”

邹少萍沉默了一会儿。

“江程他爸气得血压高了。”她终于说，语气忽然软了下来，像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松了，“我让他别打你电话，怕他说难听的。你们的事...我管不了了。以前管，你们不听。现在想管，也管不动了。”

祝青听见电话那头有窸窣的声响，像是她在挪什么东西，又像是在擦什么。

“酒店我还没退。”她说，声音恢复了那种惯常的、安排事情的利落，“你爸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样，两家人坐下来吃顿饭。都这么多年了，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你跟江程说一声，元旦那天，都来。”

“妈——”

“来不来随你们。”她补了一句，语气硬了一下，但马上又软了，“来了好好说，不来...不来也随你们。我管不了了。”

电话挂了。